说到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，两大特征恐怕不可忽视：第一，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更加讲求“协调和配合”；第二，必须把握好“稳与进”的关系，做到“稳中求进，以进促稳，先立后破”。所以杠杆炒股利息，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环，货币政策在制定具体执行方案过程中，也必须充分体现这两大特征。
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提出的总体要求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、精准有效。所谓“灵活”实际已经为“进”留下空间，而“适度”显然是为了避免用力过度；所谓“精准”实际是结构性要求，要求货币政策要“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、绿色转型、普惠小微、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”，而“有效”则是强调效果，杜绝无用功。
具体而言，要“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”，同时要让“社会融资规模、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按照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解释，这个表述具有两方面的新意：第一，是要把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排在货币供应量前面，因为这一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紧密；第二，是把以往的“名义经济增速”改为“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”，这样可以更好统筹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目标要求，并强调价格水平是货币政策的重要调控目标。
曾几何时，对M2的增速目标，定位于“和名义GDP增速相匹配”。所谓“名义GDP”指的就是“实际GDP+CPI”，而一般认为，CPI就是价格水平的指标。那现在，表述改为“经济增长（GDP增速）和价格水平预期（CPI预期）目标相匹配”，两者有什么不同？应当说，这里似乎刻意强化货币政策的主动性。
因为，如果强调“M2增速和名义GDP增速相匹配”，那货币政策是否显得“非常被动”？如果GDP增速5%，而CPI负增长1%，那是否意味着M2增速4%就足够了？难道货币政策不该以宽松的姿态应对这样的情况吗？
所以，现在改为“M2增速与实际GDP增速和CPI预期目标相匹配”，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就体现出来了。至少，如果CPI实际数值低于CPI预期目标，货币政策力度就该在拉高CPI的方向上发力。
此外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提到：要“盘活存量、提升效能，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否包括笔者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的：对中国基础货币存量实施“收短放长”——即“扩大长期基础货币比重，压缩短期基础货币占比”的结构调整？
希望如此，因为“收短放长”，大幅增加长期基础货币投放，这当然会相应增加金融中的“长期资本流动性”，这不仅是金融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关键要素，也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动力。更重要的是：它很可能是货币政策“以进促稳”的有效方法。至少应可肯定：让长期资本流动性充裕起来，可以更加有效地压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。比如，长期资本流动性充裕，不只可以降低债务成本，而且可以推动股市活跃，也意味着企业股权资本更加便利，等等。
说到“盘活基础货币存量”，它引发了一个问题：法定存款准备金该不该算作基础货币投放？2023年9月15日，央行下调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.25个百分点之后，中国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降至约7.4%。按照11月末，人民币存款余额284.18万亿元计算。目前，央行账户中依然保有各金融机构存续的21万亿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。这笔钱，占到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60%左右，但它该不该被算作央行基础货币投放？
按照教科书中明确定义，商业银行存在央行账户里的准备金属于基础货币。但问题是：第一，教科书并未区分法定存准和超额存准，而是笼统在说准备金；第二，超额存准率提高，预示央行扩表，意味着货币政策趋向是宽松；但法定存准率提高，同样是央行扩表，而货币政策趋向却是紧缩。
由此可见，法定存准率提高和超额存准率提高杠杆炒股利息，同样是央行扩表，但货币政策作用却截然相反，那凭什么要将法定存准和超额存准混为一谈？通过提高法定存准率而增加的基础货币数量，是该算作基础货币投放？还是该算作基础货币回笼？如果是回笼，那是否意味着中国基础货币数量严重不足？这个问题权且不做结论，提请央行认真研究，不可轻视，更不该出错。